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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我们到底交了多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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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5 14:01:00 |显示全部楼层 |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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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于轼 (原载《新青年·权衡》杂志2006年第9期)

  今年上半年税收增加到两万亿元,增长的比例,像过去一样,比GDP的增长几乎加倍。这样长时间的、非正常的税收增长大家有什么感受?我猜想大多数人会说:没什么感觉。

  这似乎是一个好现象,大家交了更多的税,可是谁都没感觉—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征税机关的管理高明。

  城市的职工大多数都交过个人所得税。交这份税都觉得很心疼,自己交了多少税心里很清楚。但是个人所得税在全部税收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拿2004年来讲,全年的个人所得税是1737亿元,而税收总收入是24165亿元。个人所得税只占税收总收入的7.2%。那么其余92.8%的税是谁在交呢?

  答案还是老百姓。不过大多数人并不明白自己在缴税。事实上任何一样消费,不管是在超级市场买东西,还是用电交电费,打电话交话费,里面统统都有税。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国外一般把价和税分开,居民花的钱里多少是价,多少是税,都很清楚。而在我国,有意无意地把价和税混在一起,所以大家搞不清自己交了多少税。党和政府的一切开支都是由大家所交的税款维持的,所以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话不是光说说而已,而是货真价实的。

  有人会问:除了个人所得税,其他的税是怎么交的呢?

  举例说,假定因为用电,我交了100元电费。这100元扣除17%的增值税,其余的83元成为电力公司的收入,用于支付各种成本,如开工资、买原料等。其中开工资这部分又变了别人的收入,又拿去交电费,超市买东西等等。他所交的电费又有17%成为政府的税收。如此循环不已。

  企业用来买原料的这部分开销也有一部分成为生产原料企业的工资。如此追究下去,所有的成本最后都归结为个人的收入,有的是以工资的形态、有的是以奖金或利润的形态存在。这就应了那句话“所有的价值都是劳动所创造的”。个人的收入最终都要消费掉,有的是当今的消费,有的是由储蓄转为将来的消费。

  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到底交了多少税是很难说得清的,除非能够把每个人的每一项消费都加以跟踪—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从总体来看,税收是和全国人民所生产的价值总量有关,也就是和国内生产总值有关。目前国内生产总值中有20%的价值被政府征税征走了,剩下的才是我们的可支配收入。所以所征的税收不是我们收入的20%,而是25%。比如价值总量是100,征税20%20,剩下80是大家的收入。208025%,就是说征税是收入的25%

  如果我一年的收入是40000元,那么我一年为国家上交的税收是该数的25%,也就是10000元,其中包括了我所交的个人所得税。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是一个总平均的数字,未必确切适合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但大体上不会错。

  明白这一点有很重要的政策意义。每个人在创造劳动收入的同时,也在为国家创造税收。所以一个地方政府增加税收的最好办法是增加就业,帮助百姓赚钱。百姓多赚了钱就会多消费,每一项消费国家都从里面收了税。如果增加一个人就业,假设每月工资1000元,一年12000元,国家所征收的税就是它的四分之一:3000元。所以国家应该为能够增加就业的各种活动提供优惠,比如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到农村招工、保护工作岗位等。每增加一个就业国家补贴几千元并不亏本,当年就能够收回。第二年如果这个人继续在岗位上,国家就能继续收税,不必再对增加就业作补贴。所增的税收是国家的纯收入了。

  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似乎不太明白这个道理。一方面想增加税收,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帮助百姓赚钱增加收入。对许多赚钱的活动横加干扰,比如把马路边摆小摊的赶尽杀绝,对注册办企业的多加刁难,用各种罚款吓唬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甚至不仅仅是吓唬,而是直截了当地阻挡。一般政府对招商引资有兴趣,但不知道小商小贩同样能够创造价值,帮助政府增加税收。如果考虑到百姓最盼望的同样是多赚钱,政府就应该帮助大家赚钱。这是既有利于百姓、又有利于政府的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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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5 14:13:00 |显示全部楼层

[转帖]8000亿公路贷款风险源于政府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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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陈军华

  “截至2006年底,全国公路建设贷款总量已超过8000亿。”这是审计署对全国18个省收费公路审计后得出的最新数字。该次调查从20064月份启动,于前不久完成,涉及全国80%以上收费公路。

8000亿的巨额贷款规模,一方面推动了各地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蕴藏着一些风险,其中有一些地方公路收费未达预期,造成公路建设贷款本息无法归还。

  公路的基本属性是公益性基础设施,应由政府为主投资建设和管理。但在一定条件下,比如政府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以弥补政府投资能力的不足。然而,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无论是资金充足还是短缺的地区,政府都喜欢通过银行贷款、吸收民营资金和外资、转让收费权等多种方式筹集公路基本建设资金,而自己却不积极作为,归根结底在于利益因素。

  比如,北京9条收费公路,全都是收费期长达25年甚至30年的经营性公路,没有一条是收费期15年的政府还贷公路。其中,北京的机场高速路建设资金为11.65亿元,从1993年开始收费。按目前的日均车流量,这条路从现在起,还能收60多亿元。加上1993年开始收的那部分,北京机场高速路的收费有可能上百亿元。为了多赚钱,在许多地方,一些原本由政府投资的公路,在15年收费期限到来之前,政府常常通过转让方式,将其摇身变为经营性收费公路。

  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在通过市场化的融资手段,悄悄改变收费公路的公益属性,而掩盖、削弱和替代政府部门在收费公路建设、管理中的主导地位,这是造成我国收费公路里程全球第一的根本原因。据悉,目前,全世界建有收费公路的国家和地区有20多个,建有收费公路14万公里,其中约有10万公里在我国。收费站林立,加大了物流成本,制约了经济发展。

  实际上,有些地方公路收费还不了利息的情况,纯属假象。比如,广东河源江面收费站,2004年收入649万元,只还贷31万元,占总收入的5%,而有关办法规定的还贷比例是70%,相差甚远。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有关方面给广东河源江面收费站的收费还贷年限竟然长达756年,远远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最长不得超过30年的规定。如果政府不把资金优先用于还贷,而是借公路生财,公路的公益性特点很容易丧失。

  市场化融资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改变公路性质,通过收费公路牟利的途径。这是值得警惕的。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日益增长,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具有了投资公路基本建设的资金和能力,倘若他们不以挣钱为目的,而由财政出资进行公路基本建设投资,就能使公路的公益性得到很好的保障,既能减少公众出行与物流的成本,也能提高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

  因此,8000亿公路贷款风险实际上是源于政府的不作为。必须通过制度设计,确保政府积极履行公路建设的公共职能,一旦政府作为,公路贷款的比例就会大大降低,公路贷款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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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以法律约束政府总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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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上周谈到,取之于民的财力难以自动用之于民,因此对政府开支行为的审计和监管就不可少。但是,审查和监管本身也要耗费公共资源。这就遇到了一个悖论:以增加审计和监管费用来减少政府开支的浪费、挥霍和贪污,真的就可以增加用之于民的财力吗?

  答案是否定的。道理浅显不过——增加对政府开支的监管,固然可收到减少财力浪费的效果,但监管费用不能给人民带来直接利益,也是一种损耗。这里一共有三个量:被滥用的财政开支总量、审计和监管费用的增量,以及因加强监管而减少被滥用财力的增量。假定滥用总量为10亿人民币,加2亿审计和监管开支可减3亿滥用,再增2亿监管开支又减2.5亿浪费,最后增2500万费用、省2500万损失——事情就平了。问,此案未用于民的总量几何?答案是正好10亿。

  推论也清楚:若不引进其他限制条件,用之于民的财力并不会因为强化对政府开支的审计和监管而增加。这条推论的基础是经济学里大有名堂的“租值消散”定律,不会错。那么,这所谓的“其他限制条件”,究竟是什么?

  一定是那些能够减少被滥用财力总量的条件。记住,从争取更多财力用之于民的立场出发,真正的关键是减少被滥用财力的总量。要是这个总量的水平不降低,单靠增加审计和办案的费用,加到一定数量再加就得不偿失。而无论怎么加,都是社会损耗的增加。

  究竟引进哪些限制条件,才可以减少被滥用财力的总量呢?很多。比如改变弥漫于官场的奢靡风气,比如大幅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准,比如完善财政纪律和规章,比如增加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比如强化人大、舆论和公众对公共财政的参与,或者全面推进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宣布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要切实做到,上述每一项都可以降低财力被滥用的总量。

  但若要问,有没有哪一项限制条件,简明、易行、可收立竿见影之效,又与任何其他限制条件完全不相矛盾?我认为有的,那就是以法律约束政府总开支。这件事情的要点有四:第一,正式立法,最好在宪法里有专门条款。第二,政府开支总量,可以是绝对量,也可以是占国民所得的一个比例;从容易坚持的角度看,比例量远为可取。第三,约束政府总开支,就是约束政府总收入(包括税收、国债和其他收入)。第四,立法约束不是绝对不变,而是变要讲程序,不能随意变。

  为什么以法律约束政府总开支,就可降低被滥用财力的总量呢?最明显的是,约束了政府总开支,也就约束了被滥用财力的总量。夸张一点想:如果法定政府总开支不得高于国民所得的30%,那么即便全部财力都被滥用——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滥用总量也就是30%。为政府总开支安装上法定的闸门,可以关住被滥用财力的总量。

  以法律约束政府总开支,对降低财力被滥用总量的第二方面影响,是便于人大、舆论和公众审查增加政府收入的建议和主张。的确,为改善收入分配,为调控经济,为各种长远和短暂的紧迫需要,增加国债、税收和政府其他收入的呼吁、建议和主张,几乎无日无之。都有道理,但所有道理加到一起,可以加出一个大错来——政府总收入增加过快,与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脱了节,更与防范公共财力被滥用的能力脱了节。

  有专家曾把税收占GDP的比例,定义为“国家能力”。他们也许是对的,但要靠想象才能假定,取之于民的全部可以用之于民。在财力的取、用可能分道扬镳的真实世界里,我们不能离开防范公共财力被滥用的实际能力来鼓吹增加国家财力。在西游记里,一个唐僧,要配上猪八戒、沙和尚和孙悟空,才能从西天取经回来。要是三个唐僧配一个猪八戒,结局会怎样?至于近来有人不知所谓的“大政府”言论,不过是把十个唐僧打包送上西天的伟大主张。

  加一个以法律约束政府总开支的限制条件,各种增加政府收入的主张就必须互相竞争。横竖加了税就减债,库房多收了国企的垄断利润就减税。因此,专家们不能仅仅论证“增”的理由,而且要论证“优”的根据,更要为“减”献计献策——否则就什么也加不进去。专家意见之间的竞争程度提升了,有利于人大、舆论和公众做出正确的判断。

  最后一点很重要。在一个行政主导的体制里,公共财力用途究竟何在、利用效率究竟如何,信息掌握在政府部门和关键官员手里。以法律约束政府总开支,政府内部各机构和各层次争取国家财力的竞争也增加了。这样,政府部门和官员们就互相“盯得紧”,也就应该更乐意配合审计和监管部门约束其他部门的开支行为。就是说,行政部门和官员的信息优势,可为减少财力被滥用而发挥作用。

  能够做到以法律约束政府总开支吗?难。反正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做到过。美国几乎做到了,1982年参院以三分二多数票通过了“平衡预算限制税收”的宪法修正案,但众院表决少了2票;1994年共和党“与美国缔约”,包括了一个增加税收必须得到国会绝对多数通过的修正案,最终以1票之差功亏一篑。欧洲的福利国家就不要谈了。

  西方以外的世界如何?没有查过。中国历史上,康熙皇帝在1711年颁布过“人丁滋生,永不加赋”的诏令。据史家考证,田赋的正税部分,“永不加赋”言而有信,但杂费和其他猫腻,却从来没有干净利落过。田赋以外,清代商业流转税似乎永远在加。更重要的是,“永不加赋”约束的是税收绝对量,真的百分之百做到,政府财力不能随经济总量增长而增长,一旦有事,“国家能力”危矣。

  还是放眼未来吧。中国可以做到以法律约束政府总开支吗?不敢说。敢说的只有一点,如果做到,“中国世纪”云云,就划出了最重要的一条底线。在这个意义上,四分之一世纪改革开放带动的经济成长还能不能持续,成败在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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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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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

铁道部为了照顾利用春节出门的所有的人,决定春运一律不涨价,而且今后也不再涨价,受到大众的欢迎。有人说这一决定是铁路方面迫于社会的压力,也有人说铁路是为了讨好群众故意做秀。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做好事的动机,否则还有谁愿意做好事。

但是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评价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从政策的愿望看,而是从其结果看。春运不涨价使坐火车的旅客得到了实惠,但是他们因此而付出的代价并不低。总起来看这项政策带来的整体社会效益是好是坏还很难说。

首先,铁路的能力显然跟不上市场的需求,虽然加开了许多临时开车,能力还是够不上。结果是很难买上票。买票难的立竿见影的结果是排长队。大家可以在新闻联播中看到的各个火车站临时售票处拥挤的人群。票价是便宜了,但是要得到它需要付出额外的排队成本。光是由于排队所花的时间代价,恐怕就超过了省下的没涨价的那几块钱。更何况排了队也未必一定能够买上票。

车票变成了稀缺商品,就给捣票创造了条件。票贩子有了活动空间,一度减少了的黄牛党重新活跃起来。他们或者成群结队地大量买进,然后加码卖出,其差价显然要大于没涨价的那部分钱。正常的旅客不能从正常渠道买到票,只好求助于票贩子。他们不但没享受到正常票价的好处,反而还比涨价后的票价更贵了。

更有能耐的黄牛党还能够内外勾结,把车票成批地捣出来,然后抬价出售。这个铁路系统的老毛病治理多年不见改善。甚至于有人怀疑这是铁路内部人故意制造车票的稀缺性,自己手中掌握了稀缺商品当然有利可图。比较航空机票和铁路车票的发售可以看到铁路部门售票系统的落后。航空机票可以买一年内任何始发和到达点的机票,不需要手续费。而火车票除了少数几趟车的都只能买四天内本地出发的车票,还要五块钱的手续费。虽然铁路车票的预售比航空机票复杂(因为有中途下车的),但是按照现代计算机的技术是不难解决的。一般企业最重要的部门首先是市场营销,可是铁路对买票的落后性似乎视若无睹、几十年来基本没有改进。能够做的事不去做,难免让人怀疑是铁路内部人故意制造的买票难。

由于车票稀缺,产生了假票。春运期间造假票的非常猖獗。公安部门侦察到印制假票的商贩,一查就是几百张。当然假票不一定和春运有关,不是春运也会有,但是因为正常渠道买不到,只好找别的路子。这确实为假票创造了销售的机会。如果不小心买到一张假票,被铁路方查出来,中止了旅行,损失就更大了。

历经了千辛万苦搞到了票,上得车来,因为多半列车超员,服务质量根本就谈不上了。票价是正常了,但是质量却下降了。最后仍然是让消费者吃了亏。尽管这不是铁路方面的本意,但事物有自己的规律,不依照规律,,最后是事与愿违。我们还是要想一想张维迎的那句话:评价一项政策的好坏要看后果而不是愿望。

如果按照经济规律涨一点票价,把票价定在市场均衡上,以上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不会发生。但这纯粹是从经济效率考虑,没有照顾到平等。涨票价对低收入的农民工是很不利的。事实上不存在既能有效又有平等的票价。比较起来去年的办法或许能兼顾一点,即卧铺涨价,硬座不涨价。因为买卧铺的旅客一般不是低收入阶层。即使如此乘硬座的旅客还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车票仍然可能买不到,服务质量肯定要下降。

增加铁路的运输能力未必是一条出路。因为如果能够满足春运时的运输,平时一定是能力过剩的。对全社会来讲也是一种浪费。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收入分配方面想办法,或者改变人们的习惯,不要集中在春节时回家。可是这两条办法事实上都不大可能实现。所以铁路春运的问题几乎没有可能彻底解决,只能从现状出发加以改进而已。但是不涨价是不是最佳方案是大可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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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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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于轼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看中国的经济主要看两件事,即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分配。如果这两件事都做得不错,经济就没有大毛病。当然,经济不等于一切,经济没有毛病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而且现在没有问题不等于将来也没有问题。静态的表现未必与动态的发展相一致。

  经济的好坏主要还是看财富的创造或GDP的增长。就这方面来看中国是干得很不错的。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10%的。而且这几年经济高增长并没有伴随通货膨胀,没有巨额债务,也没有明显的瓶颈制约。值得关注的是经济有没有泡沫。高增长最怕有泡沫。这方面有不少争论,特别是房地产业。但据我看,泡沫还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我国巨额储蓄所形成的流动热钱。几千亿的热钱流入房地产业,就可能引起房地产的泡沫。这些钱如果流出房地产业,那儿发生泡沫的危险性将减少;但是如果流进了股市,股市就可能出现泡沫。所以泡沫的问题在于热钱太多。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改善投资环境,鼓励民间直接投资,保护中小企业,打通他们融资的渠道。

  改革成功皆因符合经济学原理

  我国从政治上全权、经济上严控的时代走向民主和市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在以后的改革中应该减少改革的障碍,给改革的先行者较多的保护。

  经济改革以后的27年,除了1989-1990年因受政治气候的影响,经济增长很低(仅为4%)之外,以后的增长率从来没有低于7.6%,这样的增长率在别的国家看来是求之不得的。但在中国就算很不理想。1992-1993年增长率最高达到14%。改革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也接近9%。这不但在中国算是空前的,在全世界恐怕也算创纪录的。尤其是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经济这样高增长,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中国的崛起成为本世纪初的全球性大事。

  我们往往已经习惯于这样的高增长,不感觉特别。如果跟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作比较,就能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可喜变化。新中国建立时中国有5.3亿人口,但很大一部分人吃不饱。喂饱这5亿多人,始终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最大难题。中央提出了许多方针政策,从粮棉的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到农业学大寨,搞了30年,吃饭的问题一直没解决。但是这些年经济改革就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不是历史学家,根据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能够彻底解决吃饭问题。即使在正常年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挨饿。现在大家不但吃饱了,而且不少人吃得太好,营养过剩,要减肥。拿这一点看中国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

  再拿住房来看,新中国建立后30年基本上没建过多少宿舍。人口从五个多亿增加到九个多亿,但是住房还是那么多。拥挤就是唯一的结果。改革开始时,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6平方米。现在已经超过20平方米了。这个人均住房面积增长是在最近10年内实现的。

  可以对比的事情不胜枚举。经济改革前和现在的最大区别就是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人们物质生活的巨大改进。大家对现实不满,但是千万别忘了今天享受的物质财富完全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当全世界都认为我们了不起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犯糊涂,不要否定经济改革的伟大成绩,以至于看错了进一步经济改革的方向。

  世界各国都盼望一个丰富物质享受的社会,为什么我们做得那么好?我们过去走的一条路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高效率创造社会财富,经济学知识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按照现代经济学所要求的市场经济制度来设计的。固然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在大方向上很符合经济学的原理。

  经济改革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让人力物力有自由流动的机会,每一点生产要素都有机会寻找最能发挥效果的结合点。就劳动力而言,过去农民不许进城;干部都是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由人事部门分配之后一辈子钉在那儿不许动。“文革”时革命的暴政滥施淫威,全然不顾发展生产的客观规律。于是发生了教授下乡去务农,工人进大学管大学,军宣队进工厂,诸如此类全国性的举措,导致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始时,对市场和人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心有余悸,处处设置障碍。国务院曾经发文禁止长途贩运,认为跑单帮就是投机倒把,严予取缔。一直到前几年还禁止农民报考公务员。我们以前始终把自由平等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拒绝接受。因此走了不少弯路。

  就物资的自由流动来看,我们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各种物资得以通过市场流动,重新配置,不但让人尽其才,也能使物尽其用。不但在国内配置,还可以在全世界寻求改善配置的机会。因此我国的进出口额在27年中增加了330倍。在资金方面也增加了流动的渠道。改革前马路大道很少银行网点,顶多能找到储蓄所,而现在每隔几步路就能看到银行网点。城乡储蓄存款从1978年的210亿元增加到2006年底的1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了164倍。人均存款额从1978年的区区23元,增加到现在的1.23万元。但是资金的运用因为受管制约束特多,效率低下,成为我国成功的经济改革中一个例外的败笔。

  财富快速增长,除了归功于要素的自由流动之外,第二个原因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开放了个人经营的机会。解放以后我国严禁个人从事经营业务,不论是生产,还是商业,一旦判为资本主义,统统在割除之列。只有国家才允许从事财富的生产活动,而且当时还执行仇视富人的政策,消灭整个富人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到“文革”结束时,中国已经变成了清一色的穷人国。改革以后也逐渐开放了从个体户到公司组织的生产活动。保护私人财产的立法也在进行之中。由于新兴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出现,他们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民众所需要的产品。财富生产的效率,也由于他们的经营活动而大大地提高。

  人们说财富是工人农民创造的,还要归功于知识分子以及党的领导。可是改革前,财富创造的速度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可怜。所不同的是,改革以后多了一个企业家阶层,财富的生产就成十倍地增加。由此可见企业家的重要性。只是我国仇富的心理没有减少多少,认为民营企业家有原罪。这种思想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隐患。我认为,不论在什么社会或采用什么制度,财富差别和权势差别永远会存在,所不同的是,应该把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百姓对有权有势的阶层能够制衡,有权有势的阶层不能为所欲为。这就算是一个相当好的社会了。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采纳了市场经济制度。它和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就是生产按照追求利润原则,消费按照消费者自主选择原则,放弃了原有经济的计划性。企业通过赚取利润来为社会服务,而不是直接去满足百姓的需要。但最近有一种议论,埋怨企业不考虑社会的需要,只顾赚钱。这也是计划经济的回潮,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在消费方面,我们抛弃了票证,让消费者用钱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百姓得到了自由,但是贫富差距显现出来,社会分配的不平等在市场经济上格外清楚地表现出来。但这不是市场的错误,而是收入分配问题。

  附带说一句,我国从政治上全权、经济上严控的时代走向民主和市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在以后的改革中应该减少改革的障碍,给改革的先行者较多的保护。

  农民进城可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从农村本身和城市本身的收入分配看都不算太不平均。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是0.39,城市内部的是0.32,都不算太高。但是把农村和城市统一起来比较,基尼系数就到了0.45。公共政策方面只照顾了城市,不能惠及农村,这是一个大问题。

  再来说财富的分配。比起财富的创造而言,我国在这方面是做得相当差的。据多方面研究,我国不包括贪污腐化等非法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改革前我国的收入分配非常平均。在短短20多年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居世界前列,并成为我国社会的最紧迫问题之一。

  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有不少学者探讨过。有学者认为是机会不均等引起的。但是从发展看,改革以来机会均等是有进步的。选择职业的障碍在减少,人的自由度在扩大。可以说,我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在全世界恐怕也算是高的。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穷人国,现在有几千万的富人,他们都是从穷变富的。同样地,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又有不少富人落马,或因为上当受骗,或因为经营不善,或因为触犯法律。这样急剧的社会变动在别的国家里很少见。所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今天的发达国家也经历过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过程,同样经历收入差距扩大的发展过程。所不同的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特别快,近十年来每年又有约5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而只有城市发展享受了这些成果。所以农村的收入就大大地落后了。

  农业本来就是一个低产出行业。我国60%的农业人口只产出12%的GDP。农民的人均产出平均起来不及城里人的1/10(12/60:88/40=0.2:2.2=9%),农民焉能不穷。幸亏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他们的收入不仅仅来自农业,还包括打工的收入。所以农村人均收入是城市人均收入的31%(3255元:10493元,2005年),而不是9%。无论如何,收入分配不均的主要来源是城乡差别。从农村本身和城市本身的收入分配看都不算太不平均。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是0.39,城市内部的是0.32,都不算太高。但是把农村和城市统一起来比较,基尼系数就到了0.45。可见不平均主要发生在城乡之间,而且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间这一差别还将扩大,因为目前城市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农村。

  单纯从经济方面看,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办法主要是加速农民进城。每一个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就减少一个农产品生产者,增加一个农产品消费者,农民收入就能有所提高。但据外国经验,人口工业化的过程需要二三百年,很难快起来。我国工业化进程肯定比西方发达国家快,但从过去20多年的经验看,至少也还得30年。要缩短这个过程,必须加快城市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就有助于加快农民进城。

  所以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主要还是非经济的措施。首先是改善农村的政府服务,包括医疗、教育、卫生、住房和信息。目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向城市倾斜。享受公费医疗的大多数是政府干部和事业单位的员工,农村中能够享受到的人微乎其微。教育也是一样。城市里中小学的软硬件设施大大优于农村。农村本来就穷,政府免费的公共服务方面还予以歧视,无疑是雪上加霜。住房方面的不平等尤为明显。在福利房转为商品房的改制过程中,城市职工多半分配到低价购房权,其补贴数目现在看来平均每户都在10万元以上。而农村人口是一点儿都享受不到的。公共政策方面只照顾了城市,不能惠及农村,这是一个大问题。

  收入分配不完全是经济问题

  如果完全是市场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均,大家的意见比较小。百姓最不能容忍的是以公权侵犯私权,包括贪污腐化。当今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之所以成为紧迫问题,恐怕与政府部门缺乏廉洁和可信度有关

  面对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一个直接和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就是征收累进所得税。我国的累进所得税只在工资方面有所体现,没有把全部所得税加总。税务局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统筹。而高收入的人往往不是靠工资。今年实施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要主动报税,这为按照总收入征收累进所得税创造了条件。我国的富人收入很高,但是所交的税却很少。这是极不公平的现象。

  最后一项工作,是反对贪污腐化和以权谋私。我们不知道这些非法收入所占比例有多高,但它是最有害的一种分配不公。如果完全是市场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均,大家的意见比较小。百姓最不能容忍的是以公权侵犯私权,包括贪污腐化。当今社会,收入分配之所以成为紧迫问题,恐怕与政府部门缺乏廉洁和可信度有关。它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南方报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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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美国游记--和谐社会的切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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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华尔街开完会,我又来到波士顿,在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经历了一系列感动——

  我们现在讲构建和谐社会,到底和谐社会是什么样子呢?6月初,我到美国开会、游历,碰到了一些小事,虽然只是点点滴滴,体会却很深。

  一天,我开完会准备回旅馆,为了省钱,没有打的,坐公交车回华尔街。可是我不知道该坐哪趟车,看见来了一辆,估计方向不错,就上去了。

  我问司机,是不是去华尔街的,答复说去第八街。我想,虽然直接到不了华尔街,但方向不错,上了再说。我不知道怎样买票,拿着钱询问司机。司机答复说,不收现钱,只能事先买好。我正犹豫,司机示意我先坐下。我又试着问别的乘客,能不能卖一张票给我。可是他们手上的车票面值和我所要的票价不同,交易没做成。坐公交车却没有票,我心里很不安。

  最后车到了第八街,大家都下车了,我只好跟着下,但司机示意我坐下。他继续开车,直到一个能去华尔街的地铁入口处,告诉我可以下车了,换地铁就能到达。这件事让我感受很深,这是一个纽约公交车司机对待一位不是故意的无票乘客的方式。

  这让我想起北京公交车的售票员态度,这几年也有了很大改进。我曾经看到过一位衣着破旧、行动不便的老太太无票乘车,她上下车所用的时间比普通人要长。售票员并没有翻脸,老人下车时还特别照顾她,怕她摔了。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感到非常温暖,虽然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像那位可敬的售票员一样照顾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有何难哉!

  波士顿的感动

  华尔街开完会后,我来到波士顿,那是我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十九年前住过的房子。可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所房子只留下模糊的印象,确切位置已经记不清了。因为那房子不是在一条大街,而是位于纵横交错的许多小街里边。

  马路上空无一人。我正在彷徨犹疑,见到一位老人出来倒垃圾。我正欣喜,赶紧跑过去,可是他已经倒完垃圾回去,进了门,把门关上了。我想敲门,又怕惹人不高兴。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鼓着勇气上前敲门。老人开了门,见到一个外国人,眼中有点茫然。我说明来意,问Avola街在什么地方。他抬头想了一下,说不知道。我正要灰心离开,他招手示意,叫我等着。只见他回去打开抽屉,找出一本地图,然后戴上老花镜,又找了好一会儿,说找到Avola街了。

  这位波士顿老人回过头来,问我开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我说是走路来的。他就说:“我开车把你送过去。”

  说罢,他出了门,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让我上车。是啊,就算这位老人告诉我地址,给我看地图,我一样还是找不到。就是这位本地老人,拿着地图也兜了好几个圈子,才帮我找到Avola 街53号。下车时,我心里真是感激极了。

  老人花了这半个小时,图的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他帮助的并不是美国同胞,而是一个外国人。许多人都说美国人歧视华人,从我的经验看,这不是普遍现象。反观我们中国人,能这样帮助一个来城里打工的人吗?能这样帮助一个外国人吗?尤其是,如果这个外国人是个黑人、是个日本人会怎么样?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中国的,更应该是世界的。一个国家内部和谐了,外部却不和谐,纷争不断,还和谐得起来吗?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美国对老人有许多优惠,坐公交车、看电影、游博物馆都享受优待,买票可打折扣。这在中国也有了。但是在美国,给老人优惠并不要看身份证,只要自报家门,人家就信了。而在我国,明明一看就是老人,还要《老年证》。没有《老年证》,再老也不认。人对人如此的不信任,真叫人寒心。也许优待老人并不是真心诚意,其实并不想优待,如果这样,没有身份证明就只是一个借口。这种人跟人的关系氛围,生活在其中很不舒服。

  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制度的不信任上。制度的设计假定人都是坏人,这才有日常生活中的互相信任。有一个例子,在商场买衣服需要试穿,大一点的商场都有专门的试衣室,而且是封闭式的,旁人不得进入。顾客进入试衣室时,门口要检查,看是拿了几件衣服进去的,并且发一张牌,上面有衣服数字。出来时要检验,是否把拿进去的衣服都带出来了,因为有人把带进去的衣服穿在了身上。有些超市在收银处还要查看顾客带进去的包。因为制度严密,培养了人人遵纪守法的习惯。

  这就是他们的处事原则。先把人当成是坏人,培养人们不敢犯法的习惯,然后形成了人人遵纪守法的风尚。在我们这儿,经常唱高调,甚至于假定一些人是特殊材料做的,天生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而疏于监管,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培养出漠视法律的社会风气,到后来再采取措施,已经太晚了。

  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

  在美国买东西要交税,这大家都知道的。买完东西交完钱,收款员给你一张收条,上面有税款一项,说明你这次买东西给国家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和谐社会就要把账算清楚,否则容易彼此怀疑,反而引起不和谐。

  其实,在中国买东西同样要缴税,只不过没有在发票上写明白。百姓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模模糊糊,好像政府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老百姓交的。美国百姓也确确实实从所纳的税中享受到好处:各种良好、广泛的公共设施,老年人每月的生活补助,免费的州际公路,等等。而且他们所纳的税,跟我们纳的税和政府收的费相比,占GDP的比例差不多,可是我们享受的公共服务却差多了。

  说起公共服务,我最喜欢的是那儿的社区图书馆。我去过好几个社区图书馆,有大有小,这跟社区的财政情况有关,富有社区的图书馆大一些,但不分大小,服务都非常好。图书馆不但藏图书,还有音像资料,有计算机可以上网。最叫人惊喜的是里面有儿童阅览室,也是儿童游戏场,书大多数是撕不烂的塑料书,有许多玩具。前来光顾的小孩,都是刚会走路、学龄前的孩子。孩子们在里面尽兴奔跑,但没有打闹。儿童阅览室有专人看管,还教孩子们怎样游玩。这样好的环境在中国不是没有,但只有在高收费的幼儿园里才有,可在美国,任何一个社区都免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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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真正懂经济学的人不会被很多危机吓唬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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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权衡》

  中国真要经受这么多的危机吗?

  中国人好像是生活在危机之中。不断有各种专家警告说某某危机迫在眉睫或者迟早要发生。土地专家警告说,中国正以每年将近一千万亩的速度大量丧失耕地,如此下去我们将无立锥之地;水利专家警告我们,中国正面临着水危机;最近更有能源危机的警告:中国现在对进口石油的倚赖度已经超过40%,一旦国外供应停止,不出一个礼拜,将近有一半的汽车和飞机因为没有燃料而开不动。

  据我的记忆,造成巨大声势的危机警告是九十年代中那位美国人,赖斯特·布朗发出的。他认真地提出一个问题:谁来养活中国?据他的测算,再过二三十年,中国的粮食供应将严重地倚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又不可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所以危机在所难免。发出这些警告的都不是普通人,而是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他们有数据,有计算,有分析,有比较,言之诤诤。不要说外行人没有反驳的能力,内行专家也纷纷响应。普通老百姓没有那么高瞻远瞩,糊里糊涂过日子。天塌下来有领导顶着,谁也不去操那份心。中央领导可不能糊里糊涂过日子,得弄个明白,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不过这么多的危机确实够领导们操心的。本文将帮助大家分析哪些危机是虚拟的,哪些需要认真对待。

  最能够使人宽心的是关于粮食危机的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那时候的人口是五亿三千万,估计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吃不饱肚子。当时如果有人说我们将来要喂饱十三亿人口,而且不但要吃粮食,还要吃水果,吃肉,吃海鲜,人们一定以为他是白日说梦。可是半个世纪以后,还是这块土地(其实耕地还减少了几亿亩),还是中国人,竟然彻底解决了粮食问题,现在相当一部分人不是愁没有粮食吃,而是需要减肥了。

  这样的事实未见得就能够说服人。坚持认为有粮食危机的人还会说: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挨饿,难道这不是事实吗?的确,营养不良,挨饿,这都是事实。但是原因根本不是粮食生产不出来,而是他们没有钱,或者虽然有钱但是拿钱买不着粮,因为没有粮食市场。如果有市场,全世界一点也不缺粮,买一点进来,或者少出口一点(饿死人的头一年,1959年,我国出口了足够两千多万人吃一年的粮食),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的确,是市场救了人类,可它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对穷人极不公道。市场上样样都要钱,而穷人就是没有钱,搞得他们寸步难行。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没有市场,否则的话穷人富人一块儿完蛋。我们只能想办法扶贫,克服市场的缺点。如果粮食危机不存在,土地问题也就没有了。因为对土地的担心主要是耕地不足。既然粮食没问题,对耕地的担心也就多余。顺便说一句,由于对耕地的过度保护,耽误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房价飞涨,也与此有关。损失有多大还没有人计算过。我估计也不少于几千亿元。

  下面说说水危机和能源危机,他们都是稀缺资源。但凡有用而必须花钱买的东西都是稀缺的。只不过稀缺程度不同。稀缺的程度用价格来定量地表示。水和石油稀缺的程度在上升,价格在上涨。这用不着着急。如果稀缺而不涨价这才要着急。我们的问题正在于此。既稀缺又不想让它涨价。结果肯定是供不应求,市场上买不着,当然出现危机。如果让它自由涨价,就会有替代办法出现。

  事实上替代的办法多不胜数,我们可以用酒精开汽车,也可以种菜子油转变成柴油来开汽车。用注入高压高温蒸气的办法提高油田的采收率(现在的采收率一般只有35%左右),还可以注入二氧化碳,注入氮气等等办法。总之有几千种办法解决石油不足的问题。只要石油价格涨得够高,这些办法都能够起作用。

  所谓节约实际上也是替代。通过保温节约能源,其实就是用更好更多的保温材料替代能源。减轻汽车重量以节能,就是用强度更高,重量更轻的材料替代能源。至于节水办法就更多了。以色列水比我们更少,但是他们竟然还能够出口农产品。因为他们找到了更有效的替代方法。经济学就是研究替代的学问。它不同于物理化学。化学中说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合成一个水分子。这个比例丝毫也不能改变。

  但是在经济学里不存在任何固定比例。炼一吨钢要用多少电,不一定,可高可低,就看价格。人们总是用低价格的东西替代高价格的东西。没有替代就没有经济学。有了替代永远不会发生危机。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危机统统都是子虚乌有,都能够通过替代解决问题呢?并不是。首先因为天灾人祸,石油短时间的供应中断是很可能的。国际能源协会要求各国储备90天石油进口量,以防万一。我国只知道修粮库而不懂得修油库更重要。现在明白过来了,正在开始修建。更现实的危机是金融危机。现在看来已经很难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现在最需要研究的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用什么方法减轻损失,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既然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土地危机统统都不存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专家都说危机确实存在呢?原因有二。首先因为各方面的专家未必都懂经济学。真正懂得经济学的人不会被这些危机吓唬住。其次这和本人的职业利益有关。粮食专家强调粮食有危机,自己可以得到重用。至少那位布朗先生确实是得到了最隆重的接待,确确实实风光了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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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茅于轼:能源供应的安全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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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石油进口数量越来越大,国家经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性越来越高,现在已经有超过总消费量40%的石油从进口得到。万一石油进口中断,对国民经济的打击后果不堪设想。举国上下都对石油进口的安全性非常忧虑。怎样能够保证石油进口的安全,成为当前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石油的出口国会不会拿石油作武器,对我国要胁?美国、日本等石油进口国都需要石油,在资源日益短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会不会发生争夺石油的战争?这些生死存亡的大事是当代政治家,学者不得不关心的事情。

  由战争转化为竞争

  自古以来争夺资源往往是爆发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汉朝匈奴经常在粮食收获的季节入侵中原。为的就是抢粮食,抢牲口。争夺土地(也是一种资源)更是导致战争的原因。把人看做资源,则有奴隶战争。这种战争一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还很普遍。日本是一个资源穷国,它的发展迫切需要各种资源,煤,铁,粮食等。这些资源它都很缺,因此发动了侵占东三省的战争,占领了东三省,那儿煤,铁,粮食都非常丰富。但是这一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慢慢地起了变化,这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源在全世界的市场上分配。需要资源的国家和企业可以到世界市场上购买,不需要打仗死人。日本依然是资源穷国,但是又是经济强国它所要用的各种资源都可以在世界市场上买到。我们在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中同样需要大量资源,也是通过市场上的购买得到。有了全球性的市场,没有谁会花战争的代价去获取资源。由于经济一体化,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了。一切石油进口国,包括中国,都在市场上凭价格竞争得到资源。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通过价格竞争分配资源。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最主要的好处正是避免了争夺资源的战争,其次才是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效率,避免了浪费。

  有人不同意我的这点看法。认为当今资源越来越缺,争夺资源的矛盾最后会发展成为战争,并举美国占领伊拉克为例。美国占领伊拉克是想把伊拉克的石油资源据为己有,把伊拉克出口石油的收入变成美国财政部的国家收入。这种看法完全脱离实际。美伊之战完全是意识形态之争,美国讨厌萨达姆这个独裁者。布什总统曾经说过,要消灭世界上一切暴政。这才是美国和许多国家有潜在战争危险的真正原因。意识形态的战争已经完全取代了争夺资源的战争。现在世界上正在进行的战争和可能发生的战争都属于意识形态之战,不是资源问题。

  理性调解资源矛盾

  的确,在资源的拥有上是有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基本上可以通过市场规则解决。美国和日本,德国,一切石油进口国(也包括中国)都在争夺石油资源的使用。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竟然会有战争的危险。谁出的价钱高就卖给谁。有了规则就不会有战争。有些资源还没有进入市场,会不会因争夺所有权而爆发战争。比如中国和日本争夺东海油气资源的冲突。我认为也不会。要说战争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它的背后是别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领土,主权,国家尊严等因素。如果说纯粹为了资源,可以把问题交给双方企业家去谈判,必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道理很简单。资源开发是有利可图的事,净利润在双方分配,是一个双赢的事情。谈不成双方都受损,打仗就更是得不偿失。企业家都很讲实际,决不会把本来是双赢的事搞成双输的结局。双方让点步,事情总能够搞定。而领土,主权,国家尊严是无法让步的。政治家吃的就是这口饭。老百姓也未见得会答应。这就是政治谈判和商业谈判的本质区别。许多事情本来并不涉及主权,尊严,但是政治家一进来,问题就复杂化,就可能谈不成。比如海峡两岸直飞问题,就是这样。双方的政治家都力申自己在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但是两岸百姓最盼望的直飞就是谈不拢。如果交给企业家去谈,把‘你代表谁,飞机外面涂什么标志’等问题放在一边,恐怕早就谈成了。

  合则互利斗则俱伤

  市场有其天然的合理性。买卖双方都对对方有需要,谁也离不开谁。这种关系是很牢固的。拿石油这种商品来说,石油进口国嗜油如命,一旦停止供应,过不了多久经济马上陷入混乱。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石油出口国,他们同样离不开石油的出口。石油出口给他们的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美元,靠这美元来买粮食,买医疗设备,汽车和配件,甚至于给政府官员发工资。石油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倒不是他们想这么干,而是经济规律使然。因为石油的钱太好赚,别的钱相对太难赚,大家都奔向石油行业。于是百业潦倒,独兴石油。如果石油出口中断,马上经济瘫痪。我曾经问过沙特法赫德大学的一位教财政的教授,如果石油贸易中断,用沙特的外汇储备维持进口,这种情况能够维持多久。他回答说顶多三个月。他们害怕石油出不了口甚于我们害怕石油进不了口。这种两相情愿的买卖,没有外界的强烈干预是不可能出问题的。不存在石油出口国拿石油作武器,要胁石油进口国的可能性。石油供应是安全的。

  这一分析也为过去的事实所证明。世界政治风云动荡不安,敌我对持分分合合,但无论冷战也罢,合作也罢,能源市场从来没有中断过。1989年以前苏联输出天然气给欧洲,苏联垮台以后,俄国继续给欧洲供气,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

  增添政治交易筹码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石油供应安全的问题呢?可以拿最近俄罗斯企图停止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来分析。首先,原苏联以低价给乌克兰供气,并不是一种商业交换,而是一种政治交易。2005年俄罗斯向乌克兰供气的价格是每千立方米50美元,而同时向西欧供气的价格是每千立方米240美元(约合每立方米2元人民币),二者相差近5倍。乌克兰是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当时苏联还是计划经济,价格不起作用,只是会计符号。每千立方米50美元的价格完全脱离市场价格。直到现在俄罗斯对原加盟共和国供应天然气的价格还是区别对待的。原则上,政治上靠近俄罗斯的气价就低;政治上靠近美国的气价就高。现在乌克兰独立的倾向十分明显,俄罗斯决定给他一点警告。

   白俄罗斯因为他的刚愎不驯,两年前供气就被切断了。波兰这个右倾的政府,正在打算修一条沟通挪威的气管,以摆脱对俄罗斯的倚赖。这一切纠纷的根源,就是政治进入了市场。就俄罗斯和西欧的天然气合同来讲,这更接近纯粹的商业合同,各方对对方都有强烈的需要,谁也离不开谁,没有政治的介入,合约就比较稳固。

  政治进入市场酿纠纷

  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上,对不同的买主或卖主,价格会趋于一致。检查一个商品是否有竞争形成的价格,只要看是不是有统一的价格。像外汇、黄金、石油、粮食等每天都有国际市场形成的价格,卖者想卖一个高点的价格,或者买者想得到一个低一点的价格,基本都是不可能的。同时,价格的一致又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必要条件。拿这一点来看,现在各国的油气价格差别就很大。俄国出口油气的价格对不同的国家就相差四倍,俄国国内的油价就更低了,这部分交换肯定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因此这种买卖也是很不牢靠的。一般而言,石油出口国的国内油价都大大偏低,这种现象大大地损害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在当今石油稀缺严重的时候,存在这种巨大的浪费,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中国为了能源供应的安全,正在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等许多国家出产石油的国家修好,同时展开与日本、印度等能源需求大国的竞争。以我之见,用政治力量争夺石油的供应是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因为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常常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用政治联盟来求石油的可靠供应是非常不明智的。反之,保持政治中立,通过商业谈判,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才是可靠的。全球的石油供应安全同样应该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而不是政治结盟。

  石油安全应以市场为基础

  石油供应的商业基础首先要石油资源的非国有化,即石油资源可以在市场上买卖。我国为了寻求石油的可靠供应,到世界各地购买石油资源,可是碰到国有化的石油资源,不论你出多高的价格,买卖也做不成。如果资源可以买卖,按照市场规则转变所有权,资源就可以转手到最需要的人的手中。资源的私有化也避免了政治家拿石油资源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导致石油供应的不确定。私人企业也会碰上各种各样的风险,会面临倒闭。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同。一般都是通过资源的重组,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来寻求出路。其结果是改善了资源配置,使资源的利用更为合理,这有利于增加资源的供应。国有化的石油资源往往管理不善,效率低下,而且难以纠正,所以资源私有化是一条正确道路。不过百姓由于受了几百年的国家至上的教育,很难马上转过弯来。连美国本来资源就是私人所有的国家,碰到国际之间的资源性企业的并购时,也表现出犹疑。

  那么政治家在保证能源供应安全方面可以做些什么事呢?有一份极其重要的事,那就是保卫市场,保卫全球经济一体化,保护WTO自由贸易规则的无例外的实施,让一切交易遵循市场交换的原则进行。保卫市场,不像保卫一个城市,并不是坚守某一个看得见的地盘,而是保卫市场规则。这些规则简单地讲就是供不应求时涨价,供过于求时落价;买者寻求索价最低的卖方;卖者寻求出价最高的买方,不可以因为看你不顺眼就不卖(或不买)。这时候因为价格调整了供需,市场总是均衡的,不可能买不到石油,只怕你出价不够高;也不怕你卖不出去石油,只怕你索价不够低。这时候,中国和日本不必争夺俄罗斯的天然气。从安全的角度看,谁买都一样。如果日本买了,他就不再到别的地方去买,空出来的市场可以提供给中国;同样,如果中国买了也不会对日本构成威胁。商品供应的市场化能够保证供应的安全,但不会保证价格的稳定。价格随供需形势而变,这是极其需要的。如果价格不变,资源的稀缺性不能够在价格上得到反映,世界将陷入巨大的混乱。懂经济学的人都明白这一最基本的经济学道理。

  保卫市场就是保卫能源安全

  前面说过,由于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争夺资源的战争不会再有了。但是确实有个别的例外,这种例外是一个强大的国家面对一个弱小的资源所有者,有可能不惜发动战争来夺取资源,即使没有任何其他诸如领土、霸权等政治方面的想法,单纯从成本收益出发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萨达姆的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石油,战争的成本很低,因为科威特不堪一击。如果这次侵略战争没有任何人加以制止,这将是一个全球性的灾难,因为市场被破坏,以后靠战争能够获得资源,资源配置的规则就完全改变了。萨达姆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被联合国制止,由美国出兵把伊拉克的军队赶回了伊拉克。萨达姆的这次错误,从此使伊拉克人民和萨达姆自己陷入灾难,至今还没有走出困境。但是市场规则进一步得到维护,今后类似的事件不大可能再次发生。

  过去中国是一个经济上弱小的国家,参与世界市场的份额很小。我们更多地像一个旁观者。现在有些不同了。我们在世界市场中占的份额越来越大。2004年世界原油交易总量为18.5亿吨,中国占了1.2亿吨,合6.5%;美国占了27%,日本占了11.2%。像铁矿石、木材等产品我们占的份额更大。我们正在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真正的参与者。这种变化自然而然地赋予我们在保护世界市场中更多的权利和责任,这种权利和责任过去都是由市场份额最大的几个国家,特别是美国所承担。这一变化不知不觉地进行着,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过去我们常常挑战世界市场秩序,现在我们要转换立场,变为保护世界市场。

  应该说,全球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保护世界市场。如果一旦这个市场被破坏。全球资源的配置除了靠打仗,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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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茅于轼:金融业的资金流向与房地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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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的流向问题,不管是从国外流到国内,还是从国内流到国外,还是从这个行业流到那个行业,因为资金的流向决定了国家的经济机构。机构怎么实现?就是靠资金的流动而且流到这个地方,就会使得这个方面需求的供给变化都会增长起来,价格会上升,利润也在提高。资金流出的地方就相反。今天我想谈谈房地产这个行业的资金流向,它怎么来的?为什么流到房地产?它什么时候会流出去?这也房地产泡沫和泡沫破裂的问题。

  我国有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同时也有非常高的储蓄率,储蓄率在全世界差不多是最高的占40%。也就是说我们创作的财富,消费了60%,其中有40%被储起来的。经济增长率这么高,所以,手头上的花钱不多,这个是一个特点,高增长加上高储蓄,造成剩余的钱非常的多,如果我们没有高储蓄的话,创造的财富大部分都用光了,就剩不下钱了。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我们收入的分配很不平均,这些钱不是平均的分配给我们,而是少数有钱的人,他们收入的增加不是10%而是20%、30%,每年到年底一算,今年的收入比往年高多了。因此,他们的钱在这几年的增长当中是出乎意料的快。

  第三个情况就是我们直接投资的渠道非常窄,有钱,手里头拿着钱选择不出什么样的投资渠道,选来选去就选择了银行,银行利率又很低,赶不上通货膨胀,这样的情况下就找别的机会投资,于是就找到房地产,房地产为什么这兴旺?这些高储蓄、高增长,贫富差距这么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投资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太多的规章限制,因此买房子很容易买,所以房子很容易涨上来。这样的情况是否将持续下去?这就涉及到三个条件,高储蓄、高增长是否能够继续,收入的分配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别的投资选择,如果这三个条件起到变化,我们对房地产业其他的资金流动就会有变化。

  首先是高增长和高储蓄。我觉得高增长是很有希望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财富分配的问题,现在我们因为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就造成房地产市场相当程度的扭曲,想买到便宜的房子很困难。相当一部分人没有钱买不起房,买的起房的是"有钱人",因此盖的房都是高档的房屋,甚至有的是越高档卖得越好,因为有人有钱买得起。而工薪阶层一个月挣两三千块钱的人当然买不起房子。相反,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较,拿美国讲,他们的分配比我国平均的多。他们盖的房,大部分买的都是两居室、三居室,买一个公寓房,这就是大多美国工薪阶层的状况。我国的房子只有月薪5000元到8000元的人才买得起房,而事实上这样人的数量很少。

  任志强说,盖房是给有钱人盖的,他说得是非常对。只有我们的收入分配起到变化的话,房地产市场才会有大的改革,经常说我们国家方面前景非常的光明,因为有好几亿的人需要改善住房,几亿人需要住房,这话一点儿不错,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收入分配要调整,让将来一个月挣两三千的人能买的起房?可是现在的状况是一个月挣两三千的人是买不起房的,因此集中了少数人的需求。第三,有没有投资人的渠道,我国直接投资稳步发展。债券市场很差,而且债券市场利润也很低。可以选择的经营品种也很少所以大家到大银行存钱,要么活期存款,要么就是买房子。如果带来这种情况的变化,股票价一直往下跌,房价一直往上升,这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钱从股市流到房产,股市往下掉房价往上升嘛,如果说今年或者是明年股市好起来了,大家有钱不买房,买股票了,房产的钱就流到股市了,如果说我国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有可能有许多人拿人民币换别的货币了。买外国公司的股票,拿这个公司的前景看,把储蓄换成股票,也不要买房子了,住房市场的钱也就会流出去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了别的更多投资机会选择的话,房地产市场的钱就会流到别的地方去。

  最后我简单说一下,如果钱流出去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保险产业的繁荣,有这么一个原因,可能是在其他金融渠道开放机会增加之后,要流出去,或者反过来讲,在房地产泡沫之后,花钱是肯定会往外面流的,不管是增加房贷的利息率也好,还是增长什么税也好,还是设很多的障碍,比如说买第二套的房怎么样,统统的回应,因为钱没有地方去。所以,这是三个条件的变化,这个房地产还是继续保持着繁荣,不要以为出台了提高贷款利息,房地产就会完,其实它"死"不了,你不买房,钱往哪里去?它不是没有出路吗?如果一旦资金有别的渠道的话,房地产就会肯定要下来。我所担心的房地产的下降,会不会引发一系列的后果?我想有一个社会后果很明显,就是我们眼睛看出去到处都是盖房子,如果资社会金流走了,这个房子半路停下来,变为烂尾楼了,很过工人就开不起工资了,就被解雇回家了,这就造成巨大的问题了。当然,钱流不到房地产,流到别的行业,别的行业就有机会,别的行业机会跟建筑业的机会不同,建筑业的门槛很低,小学没有毕业就可以找到工作,但是别的行业要求比较高,而且别的行业相对于建筑业来讲不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因此就会造成全社会的就业问题更难解决。

所以从安全的角度,缩小按贫富收入的差距,让所有人都买得起房,也不会造其他的人失业。我们有七八亿人都要住房,那房地产业前景光明得不得了,如果这些人买不起房,那么房地产业前景还要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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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5 14:28:00 |显示全部楼层

[转帖]茅于轼:利人利己方能创造更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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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于轼: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法人代表。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等数十种重要职务

  □经济视点报记者 杨 霄

  在“中原崛起与企业家责任高峰论坛暨河南财智榜颁奖盛典”上,茅于轼以《中原崛起和企业家的责任》为题作了演讲。他认为,市场经济下的最佳关系是利人利己,只有实现全社会共赢才能使企业更快地发展。

  人和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可分成四种组合:利己利人、利己损人、损己利人、损人损己。茅于轼认为,最好的一种关系是利人利己,最糟的就是损人损己。

  从整个社会所出现的现象来看,损人利己跟损己利人是同时发生的,如果有一个人损己利人,必然有另外一个人损人利己,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一个很显然的结果就是损人利己跟损己利人是一回事。

  “我们过去经常标榜一些人损己利人,如他在马路上摆摊免费理发。整个社会从中得到的是好处还是坏处呢?恐怕坏处比好处多。因为一个人免费理发往往有10个人排队,10个人就是来捡便宜的。”茅于轼举例说。

  如果只有一部分人奉行这个原则,则他们必然要吃亏;如果除去一个人,其他人都奉行这个原则,那么全社会的利益都归一个人享用,至少逻辑上还说得通。

  在道德标准不损害别人利益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尽可能谋求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是对的,但也要看谁帮助谁,富人帮助穷人是对的,穷人帮助富人就是错的。如果把利人看成是行为的标准,那就更不对了。只有在自己的利益没有损失或利己的情况下利人,令社会的总利益扩大,才是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他说,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市场运作尚不够规范,商业交往缺乏诚信,坑、蒙、拐、骗不断,假、冒、伪、劣商品屡现市场。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诚信问题则显得越来越重要,人们也开始越来越重视诚信。那些缺乏诚信的企业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比如三株集团、南德集团、飞龙集团等企业,都曾盛极一时,但均命不长久。

  茅于轼认为,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诚信、缺乏公平交换的意识。因此,他在演讲中特别强调:“公平的交换才能实现充分的交换,这很重要。”

  茅于轼举例说,企业欺骗公众,而后是内部员工欺骗公司,最终企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败落。由于诚信不足,全国每年都会为此付出上千亿元的代价。这就是一直影响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与合作的零和博弈原理。

  所谓零和博弈原理,是指游戏的利益完全向一方倾斜,而不顾及另一方的利益。胜利者的光荣往往伴随着失败者的屈辱和辛酸。但在零和博弈中,双方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交往关系的,因为谁也不愿意长久地以损害自己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持双方的关系。

  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就是利人利己,它的前提是双方都想得利。如果双方都得到了好处,这就是财富的增加。

  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技进步、全球一体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之后,“零和博弈”观念正逐渐被“双赢”观念所取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利己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即便在必须有输有赢的竞赛中,人们也认识到,通过比赛可以提高参与意识、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促进人类体质与精神层面的共同进步。而在各种经济的合作中,只有一方获利的局面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

  茅于轼还特意谈到了政府作为:“政府的目光要放长远些,态度更宽容些,职能角色要加快向服务型转变,为整个区域创造更为平等和自由的创业条件。”

  经典语录:

  1.富人帮助穷人是对的,穷人帮助富人那是错的。谁要单把“利人”看成是自己的行为准则就更不对了,因为还需要“利己”。

  2.我们过去有一种说法,说企业家是有罪的、企业家是剥削者,这些说法统统都是错的,因为企业家不但自己赚钱,还帮助别人赚钱。要不社会怎么富起来了呢?

  3.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处,我的长处是做研究而不是办企业,我办天则所,是很失败的。所以我奉劝每个人要给自己定位,如果你适合做企业家,你就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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